1932年秋天，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。

一天中午，我去接班，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，离接班的时间还有半个钟头。我心想：到内山书店去吧，在那里躲一会儿雨，顺便歇歇也好。

店里没有一个顾客，只有后面柜台旁边的两个人在谈笑。我向里面望了一下——阴天，暗得很，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、五十上下的中国人。

我站在书架前，开始翻书。

门外，细雨烟似的被秋风扭着卷着，不分方向地乱飞。店里冷得像地窖(jiào)一样，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。忽然，我看见架上排着一列中文的《毁灭》[1]。《毁灭》?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，说是一本好书。书脊上赫(hè)然印着“鲁迅译(yì)”三个字，我像得到了保证似的，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。

我先看后记，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：书没有切边。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——内山老板走了过来。

“先生，这本书多少钱?”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，我总是带着几分敬意叫“先生”的。

他殷勤地点头，接过书翻了翻底页：“一块四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摸摸里衫上的衣袋——袋里只剩一块多钱，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几天的饭费。我有些懊(ào)悔自己的莽(mǎng)撞了，红了脸，说：“贵了。”

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，用粗短的手指捻(niǎn)着那张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：“哪里贵?你看这纸……”

厚实的纸张，清晰的字迹，相当厚的一大本书，拿在手里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。

“你买一本吧，这书是很好的。”

我真踌躇起来了：饭是不能不吃的，然而书也太好了，买一本放在床头，交班回来，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，该多好!我摩挲(suō)着那本书，舍不得丢开，不说买，也不说不买。

内山老板大概看出点什么苗头，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语，原先和内山老板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。

他的面孔黄里带白，瘦得教人担心，好像大病新愈的人，但是精神很好，没有一点颓(tuí)唐的样子。头发约莫一寸长，显然好久没剪了，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。胡须很打眼，好像浓墨写的隶体“一”字。

“你要买这本书?”他看了我一眼。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目光，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——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。

“是的。”我低低地说。

他从架上抽下一本书来，版式纸张和《毁灭》一模一样，只是厚一点，封面上印着两个字：铁流[2]。

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，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：“你买这本书吧——这本比那本好。”

他是谁?对我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进行那样诚恳的劝告?我一进门的时候就有点疑惑，现在更加疑惑了;虽然猜不出是谁，但自己断定：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

我一翻那定价：一元八角!

“先生，我买不起，我的钱不够……”我的话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“一块钱你有没有?一块钱!”

“有!”我抬起头，顿时恢复了勇气。

“我卖给你，两本，一块钱。”

什么?我很惊异地望着他：黄里带白的脸，瘦得教人担心;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;牙黄羽纱的长衫;隶体“一”字似的胡须;左手里捏(niē)着一枝黄色烟嘴，安烟的一头已经熏(xūn)黑了。这时，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——

“哦!您，您就是——”我结结巴巴的，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。一定是!不会错，一定是!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，我向四周望了望，可没有蹦出来。

他微笑着，默认地点了点头，好像我心里想要说的，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。这一来不会错了，正是他!憎(zēng)恶黑暗有如憎恶魔鬼，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的民族，一位越老越顽强的战士!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——瘦!我们这位战士的健康，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。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，指着《铁流》对我说道：“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，但是是曹先生的书，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;我那一本，是送你的。”

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，放到他的手里——他的手多瘦啊!我鼻子陡然一阵酸，像要哭出来。我恭敬地鞠了一躬，把书塞进帆布袋，背起来便走出书店的门。

这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。在这四年里，我历尽艰苦，受尽非人的虐(nüè)待，我咬紧了牙，哼都不哼一声。我总是昂着头。我对自己说：

“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!”